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指导老师是一位老教授。他今年已经81岁了，研究中国超过60年，说是学界泰斗、德高望重毫不为过，很多有名的人都是他的学生。

有一次在系里听讲座，是一位博士后的项目进展汇报。

老教授进来的时候，讲座已经开始，他进到房间，自己拉一把椅子坐在最外围，没有任何人帮他，甚至没人站起来欠身和他打一个招呼。

但是他认真听讲，等到提问环节，轮到他的时候，他认真地提了一个问题。

在座的最资深的那位学者，估计也是老教授的学生，真是太缺少对前辈的敬意了。

我想起在国内的时候，如果是在前几年，流沙河先生还健在的时候，我们在成都举办一个同等规模的讲座，流沙河先生要是走进来，会是怎样的景象？

我猜我们一定会暂停一下，而等到提问环节，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。

这可能就是中、美文化界的差别，我们总是更重视传统一些。但这也可能是“人”的差别。有一次在办公室，我正和老教授谈话，他突然站起来说要下去开门，有朋友来访，他要帮朋友刷一下系里的门禁卡。

我有点惭愧，因为这种跑腿儿的活儿应该我来干才是。两分钟后，教授的朋友和他一起进来了，比教授还要大两岁，也是一位“大人物”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背着一个双肩包。

这让我有一种震动，无关学术和地位，而是人老去的姿态。

我从来没有当面称呼过教授“老先生”，而是像其他人一样直呼其名。

第一次和他一起吃饭，晚上8点，他站起来，说自己住在新泽西，要赶车，就先撤了。

第二次一起吃晚饭后，我和他一起乘坐地铁，才知道他要转两次车才能到家。

一起乘坐几站地铁，他一直站着，也没什么人站起来让座。实际上，不管是东京还是纽约的地铁上，很少有人给老年人让座，据说这才是尊重。

既然老年人还能站着，就假定他们乐意站着，最好的支持，就是让他们“做自己”。

我见过的这两位老先生，都已经80多岁，还在努力工作。即便拥有很好的医疗条件，他们也进入生命的晚年了。

他们一定知道这一点，说不定哪一天系里就会发一个讣告。但是在这一天来临之前，他们还是会呈现出良好的面貌，一丝不苟地“控制自己”。

从坐着的椅子上站起来，教授有时候会大喊一声，我想这就是他的身体在作怪，但是他又像一个小孩一样，对身体进行了“反击”。

两位老先生都是哈佛大学本科毕业，这可能是真正的精英。但是，如此奔忙一生，又是为了什么？

他们早就衣食无忧了，按照我们的理解，有资格“安享晚年”，但是他们似乎乐此不疲地选择了一条“吃苦”的道路，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。这种“严格”，也许和十几岁时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有时候，在咖啡馆和地铁中，会碰到类似的老人。他们可能已经满头白发，但是仍然斗志昂扬。

当然，我只是观察外表，这些中老年男性，一点儿也没“崩盘”呀。在我印象中，这个群体是最容易崩溃的，身体发福、“三高”接踵而至、倚老卖老、对世界越来越不满意——这是“衰老”的正常现象。

但是也许可以试着克服一下，可以不要崩溃得那么彻底。一种节制、自省的生活，孤独地抵达真正的远方，到老年仍像小孩一样朴素，对世界充满好奇。

这不是什么西洋观念，而是来自《论语》——“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”，说明在孔子的时代，也是有如此理想而幸福的人生的。